美国佛州1架飞机坠海，飞行员爬出驾驶舱获救

同时，许多学者基于扩大行政相对人受法律保护范围的目的，同样在行政处分理论体系中，提出形式性行政处分概念，其含义又与形式性行政行为几乎完全一致。

按照这种法理的推导，村庄自治团体毫无疑问的具有了行政法上的独立主体地位。关于机关争议的解决，理论上的争论主要可以分为政治主义和法律主义两种。

对村民选举权的救济方式，《村组法》的规定非常简单，仅在第17条中规定在遇有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妨碍村民行使选举权，破坏村委会选举时，村民有权向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举报，由有关机关负责调查处理。厘清地方自治与自治监督的关系问题，是正确看待村民选举权法律救济的前提。公法学通说的观点是，地方自治权是国家通过法律予以规定并且由宪法直接保障的权利谱系。从实证法角度来看，由国家来处理村庄选举争议的做法如果被广泛采用，恰恰可能弱化了村庄的自治能力，而规定了村庄选举程序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恰恰是为了确立村民自治这一农村治理制度的，村庄自治能力弱化恰恰有违村民自治立法的初衷。2．地方自治的性质近代法治的最初逻辑基础就是公民对于国家的反抗，这种防御权思想必然要求在普遍公民中存在一种共同意识，即尽可能减除作为必要的恶的国家作用，使其仅仅作为夜警而存在。

因而行政组织的选举权不是一种客观性法则，而是由实证法加以设定的，由此来看，村民选举权无外乎是其具体的一种体现。这种争议既可以表现为选举权人对正在进行的村委会选举中的任何一个环节或者整体的有效性持否定态度而产生的争议，也可能是村民或者候选人对已经结束的村委会选举的有效性提出异议。除我国台湾地区宪法作出了明确规定外，《德国基本法》第33条也规定：……二、所有德国人民应其适当能力与专业成就，有担任公职之同等权利。

吴庚：《宪法的解释与适用》，作者2003年自版，第300页。这不仅是对该群体的不平等待遇，也利于国家的未来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这种设限行为（下文中的设限行为均指报考公务员需要两年及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直接影响到了公民的服公职权。[16]参见[德]康拉德•黑塞：《联邦德国宪法纲要》，李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36页。

招考公务员需要基层工作经历也是典型的公权力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应考试权与服公职权并不是同一权利或必然联系的权利，但两者会发生重叠，这在事务官选任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世界人权宣言》第21条宣布：人人有平等机会参加本国公务。现代宪法理论一般认为，国家权力来源于国民全体，国民将权力交由不同的机构来行使。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服公职权虽然没有进入我国现行宪法，但其基本权利属性却不能否认。（三）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它是公民决定自我生活方式、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权利，是体现人之为人的尊严和价值的权利。研究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保护程度可以从这些国家或地区司法审查的过程中得到启示。相反，它侵犯了与数百万人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的又关涉其政治地位和国家民主制度的基本权利。进入专题： 服公职权 平等保护 公务员 。

而我国《刑法》规定的剥夺政治权利，就包括了剥夺担任公职的权利，这也可以作为该项权利属性的佐证。从实然的角度看，担任公职是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最重要的有效方式。

该条款可以被认为同时体现了代议制民主和参与式民主。基本权利有其保护领域，实际上就是基本权利所能够涵盖的生活领域。

另一方面，这种限制也不是国家实现其目标或利益的合理选择，基层工作经历能否切实提升公务员的工作能力和水平，两年及以上的期限设计是否合理，基层工作经历的概念如何界定等都有很多疑问。[5]《大法官会议解释汇编》，三民书局2006年版，第524页。[17]例如，在布朗诉托皮卡教育管理委员会案中，州的公立学校虽然宣称为白人和黑人提供了平等的教育设施，但种族隔离还是被认为是内在的不平等。青年是宪法上的特殊群体。[9]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9页。另外，服公职权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被认为是由被选举权派生、扩展而来的政治权利。

引起广泛关注的身高歧视案、乙肝歧视案等都是具体的表现。……（八）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规定的拟任职位所要求的资格条件……的规定与前述《公务员法》的规定本质上是一致的。

[12]参见法治斌、董保城：《宪法新论》，元照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175页。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

后者把法律本身当成了评判对象，旨在否定不符合平等保护原则的法律。公权力行使应当以宪法和法律为界并以公共利益和人的尊严及价值为核心。

我国台湾地区宪法第18条规定：人民有应考试、服公职之权。适当性原则要求行政机关所采行的措施必须能够实现行政目的或至少有助于行政目的达成并且是正确的手段。[23]参见王锡锌：《英美传统行政法合法性解释模式的困境与出路—兼论对中国行政法的启示》，《法商研究》2008年第3期。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宪法的基本权利体系本身并不是封闭的，不仅体现在《宪法》第33条第3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上，还表现在《宪法》第2条这一民主条款之上，后者是公民政治权利和政治地位的重要依据。

[21]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1页。（四）具有良好的品行。

[20]该条规定：公务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就权力所有者和权力行使者一体性而言，公职权同样可以看作公民的自治权。

基本权利保护较好的国家或地区大多将基本权利条款进行了司法化。2．这种限制并没有基于事物本质的合理理由。

它与一般基本权利只是在形式上有差异，体现为一种对比，即属于人际权利。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资格的平等为公民实现基本权利、政治权利并体现其政治地位提供了相同的可能性，剥夺或严重降低这种可能性就侵犯了公民的平等服公职权。其次，成为国家公务员是否以至少两年的基层工作经历为基本前提，或者至少两年的基层工作经历能否成为公务员素质的基本的、原则性的、底线性的要求，缺少科学依据和合理论证，也未必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23]此外，它也不符合必要性原则，必要性原则要求在能达成法律目的的诸方式中，应选择对人民权利最小侵害的方式。

此外，设限行为还带有缓解当下就业压力的色彩，这种转嫁就业压力、让应届高校毕业生成为就业难的替罪羊的行为，也不具有正义的属性，更不是立足于事物本质的区别对待。[21]比例原则包含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狭义比例原则三个子原则。

该条将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并列，说明了服公职权的政治权利属性。国家侵犯公民的服公职权的基本形式也是通过限制公务员的报考资格、采用不合理的考选程序等实现的。

侵犯公民平等服公职权的行为应当接受严格的审查。摘要: 服公职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公民的政治权利，反映了公民的政治地位并影响着国家民主制度。